6月12日，中财龙马企投家项目邀请到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著名经济学家盛松成教授为同学们授课，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和未来趋势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盛松成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1999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统计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生导师。
5月25号，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了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会议指出，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保护中国经济韧性，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部门在稳经济大盘这个大局面前都有责任，要有更强的紧迫感，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一步打通物流和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堵点，推动复工达产。
今年前两个月我国经济运行好于预期，但疫情的反复给原本处于恢复进程中的经济带来新的挑战。尤其是本轮疫情多点散发并且严重影响了我国核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经济冲击的外溢效应较为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二季度。其中，四月份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五月份经济景气水平有所改善，但恢复还不充分。
对二季度经济增速的预测。预计二季度经济增速在1.7%至3.2%之间，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在2.1%左右，则上半年GDP增速预计在3.5%左右。当然，实现二季度2%左右GDP增速的前提包括：一是我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并严防疫情再次反弹，尽早全面复工复产；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快落实，货币政策有效配合财政政策，全力支持经济恢复和发展；三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提振信心、改善预期。
从2020年武汉疫情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看，工业生产、外贸和投资在复工复产之后实现了快速反弹，而一年多后消费才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目前消费意愿减弱。随着疫情持续，不少市场主体面临生存考验，导致消费潜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往往很难弥补。
居民储蓄增加。今年1-5月，居民存款增量高达7.86万亿元，大幅高于往年同期，而居民部门贷款仅增加 1.33万亿元，而近5年的平均水平是3.05万亿元。
失业率大幅上升。去年9月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上升，从4.9%上升至今年4月的6.1%，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为2018年该数据公布以来最高水平。
盛松成导师观点：
提振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预期。要高度关注市场主体的生存问题，全面实现复工复产，落实“六稳”“六保”。疫后经济逐渐恢复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可能存在供需“缺口”，加快推进复工复产也有助于平抑物价、改善民生。
应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保持一定经济增速对增加就业意义重大，应逐步推动我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但短期内仍应重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要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转型之间的关系。
本轮疫情对于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冲击就在于复苏态势可能因此而受阻。一是降低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二是严重冲击房地产销售；三是行业预期转弱。
当前房地产业风险的突出表现是债务危机和疫情风险相叠加。头部民营房企的风险仍在持续，其中二季度大量房企美元债到期成为又⼀个风险点。房地产风险还没有结束，房企融资约束仍较大。
盛松成导师观点：
在不改变去杠杆政策目标下适当延长去杠杆周期。对于三道红线不达标的房地产企业，监管部门可以考虑按当前的指标在维持6个⽉不上升的前提下继续提供贷款；贷款集中度管理对于各银行的达标时间也可以考虑往后推迟半年或一年。
支持房地产项目收购。通过优质企业收购出险项目或困难房企，就能够将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也有利于整个行业和社会的稳定。
4月29日，政治局会议指出，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我认为，一是可以考虑在确保资金用途合理的情况下适度降低预售资金冻结比例，二是在一定行政区域内资金可跨项目调剂。
继续从需求端边际放松房地产调控是现实的举措。各地应灵活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国统一政策的平衡，在缓解疫情影响的同时巩固已经取得的调控成果。热点城市政策放松仍需谨慎，要谨防2020年疫情过后市场迅速过热的局面再度出现。
4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因为基建投资的可控性较强，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推动经济企稳、改善市场预期。今年一季度基建投资同比增速达到8.5%。基建投资资金较充裕，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400亿元，加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规模比去年扩大2万亿元以上，可用财力明显增加。目前我国基建投资有不少项目储备。
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主要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我认为我国目前货币政策应以数量型调控为主。
中美货币政策背离加大。5月4日，美联储宣布加息50个基点，同时宣布6月1日开始以每月475亿美元的步伐缩表，并在三个月内逐步提高缩表上限至每月950亿美元。
美国紧缩对我国最大的溢出效应体现在资本外流上。截至6月10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3.15%，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2.75%，且2年、5年和7年期国债收益率也都持续倒挂。3月，沪深港通项下北向资金累计净流出近451亿元，创单月净流出历史最高纪录。
盛松成导师观点：
货币政策应综合考虑国内外形势，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注重数量型工具的使用。数量型调控是货币政策配合财政政策的有效途径。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快落实。今年前五个月，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共计发行20339亿元，占全年3.65万亿元专项债额度的55.7%。监管部门对专项债发行进度提出新要求，地方需在6月底前完成大部分2022年新增专项债的发行工作，在三季度完成剩余额度的发行。
我国物价或将继续上行。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了“稳物价”，5月，我国CPI同比增速为2.1%，涨幅与上月相同。从未来通胀趋势看，一是俄乌冲突使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而我国是大宗商品进口国，比如原油，以及粮食中的玉米、大豆等；二是猪肉价格触底回升将推高通胀；三是疫后可能短期内供给跟不上需求，物价将趋于上行。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快速贬值，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元指数走强。中美经济周期错位，疫情又使我国经济受到冲击。5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6.9%，进口同比增长4.1%，5月当月贸易顺差同比扩大82.3%。
尽管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我国企业出口，但短期内汇率的大幅波动会对经济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一是进口企业承受压力，进一步压缩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二是人民币大幅贬值提升了企业外币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难度。因此，应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盛松成导师观点：
同学们对盛教授的分享给予充分肯定和极高评价，并热烈提问：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太大，国家也出台不少扶持政策，但为什么不能通过直接给低收入人群、失业人群发钱，直接给小微企业补贴的方式来减少疫情的冲击；基础设施建设、股市、房地产这三个市场复苏的顺序可能会是怎样的？国家宏观政策上会有些什么倾向性来引导信心和预期？盛松成教授对同学们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回答，并展开了深入讨论。